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曹志耘主编）2008年第5期

　

 

　

提要　 钱乃荣的《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一文刊于北大中文论坛后，引发了一场对于当今语言文字热点问题的大讨论，本文从五个方面综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一、如何看待语言发展和语言规范“化”；二、如何看待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三、如何看待新世纪扑面而来的新词新语；四、如何看待网络语言；五、如何看待汉字标准化。

关键词　 语言规范化；普通话；方言；新词新语；网络语言；汉字规范化

　

钱乃荣教授的《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以下简称《质疑》）一文最初刊于《上海文学》2004年第４期，2004年4月2日转贴在北京大学中文论坛（www.pkucn.com）汉语语言学版块以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知名学者和普通网友对《质疑》所提出的诸多语言文字问题各抒己见，争辩长达三年半之久。截至2007年9月22日12点20分，该帖的跟帖已达182页，跟贴数达到1816个，点击率达67400余人次。辩论激烈时，常有通宵达旦。时至今日，因《质疑》而起的诸多话题还在网上网下争议频频。

本文以钱乃荣的《质疑》帖为主，参考其同期发表在北大中文论坛的两个附帖――《为何不立法保护方言》和《网络语言代表了21世纪语言发展的方向》，分五个方面综述这场讨论。

　

一、如何看待语言发展和语言规范“化”

钱乃荣在《质疑》主帖指出，语言拒绝规范“化”。什么是“化”？毛泽东曾说：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的解释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即向“化”前的那个词不断向前推进靠拢到完成，如：“绿化”、“水利化”。人的语言系统是开放性的集合，不是动物的叫声。世界上凡是开放性的东西都不可能规范化或标准化。语言“化”的方向不是“规范”，恰恰相反，而是“变化”，变化是绝对的。他还指出：普通话定义的三条标准并不规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比如普通话语法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带有绍兴话味的鲁迅作品，还是带有苏州话味的叶圣陶或带北京话味的老舍作品呢？问一句话合不合语法，国际语言学家的常识标准是看说这种语言的人口中用不用怎样用，而不是过去写不写怎样写。有人认为使用了方言词，就是不合普通话规范，语言发展就缺乏宽松的环境。

针对社会上提出的“清除语言污染”、“警惕方言回潮”等种种“纯洁语言”说法，钱乃荣写道：任何社会上的语言创新、文体变革，都是以人们暂时不习惯的变体代替已经习以为常的正体。语言不接受“纯洁”，世界上没有“纯洁”的语言。有些人老是看不惯新词，抱怨“语言混乱了”，实际上是在说社会混乱。语言的变化是一种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的运作，不是“规范化”一笔可以带过的！

不少网友回帖支持上述观点。网友“吉林雾凇”指出：普通话的存在价值毋庸质疑，不过，标准应该是个宽泛的动态的东西，应适合语言的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和变化（发展）性。网友“皮扎诺”把语言规范比作武术中的招式套路，二者虽都是规律的高度概括，但都有局限，如果教条地遵循则难免陷入僵化，缺乏灵活性。武术有“无招”胜“有招”之说，语言“无规范”同样比“有规范”自由许多。网友“清籁山房主人”也认为:语言规范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语言规范没有绝对的准绳。规范化所依循的标准，与其求诸我辈数人关起门来凭空捏造的主观规范，倒不如放眼于书斋外活跃于万千黎庶口头的客观事实。语言是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吐故纳新的系统，我们必须接受它并非生来就完美整齐这一事实。

沈炯并不赞同“语言拒绝规范化”这一观点：“规范化”是一个宏观概念，不是对汉字词语的“国标”处理。告别规范化，普通话就岌岌可危。

网友“阮香梅”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提出“规范化”可以促进信息传送并加快信息单元的数据处理，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汉语“规范化”进程不可逆转。网友leaven反驳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一味强调全球化而抛弃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是极不明智的。网友“倚天屠龙”指出“全球化”和“汉语规范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世界一体化后地球人都ENGLISH了，还要汉语整啥玩意儿呢？规范化仍旧是要废除的喽。”

石汝杰写道：规范化，只能对一些有歧异的现象做整理、指导的工作，决不是修改语言本身。他同时认为“普通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造语言”，“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普通话和克里奥耳语（Creole）有不少相似之处。”

网友“清籁山房主人”也认为“语言纯洁”是一个极荒谬的口号，“现时的社会是一个交错流动的群体，那里几乎不存在纯粹的某地人，因此‘纯语’也不可能占优势。我们提倡在动态的语言生活中建立一个有利于它自然发展的机制，追求语言发展臻于其常态，而不是通过人为的算计规划来实现的变态。这里不存在‘纯语’的口号。这是一个让‘纯洁’观念之信徒眩晕的时代。”

对现今我国的“汉语规范化”工作，众网友多持否定态度，字里行间多含调侃讥讽之意。

网友“文件”首先发难：《现代汉语规范字字典》以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有很多谬误之处，本身都很不规范，又怎能使人相信，贻误诸君。钱乃荣也认为：民间使用的口语和书面语，词义的变化总是走在前面，而词典对词义的解释往往是滞后的。如“质疑”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解释都是“提出疑问”。如果这样解释，“质疑现代汉语规范化”就是“提出疑问现代汉语规范化”，变成一个病句了。学生向教师提出疑问或反之都成了“质疑”了。

网友“上海闲话ABC”写道：“汉语规范化工作”自身该不该“规范化”？！“说规范话”适用在那些领域？政府报告、官方文件，理所当然。日常生活中，如何执行？丈夫想让妻子煮粥，顺手一查“手册”，发现“粥”不规范，所以丈夫要求妻子“煮稀饭”。（注：2005年普通话测试时将“粥”定义为“不规范词”。）

网友“清籁山房主人”也指出：“汉语规范化”的口号喊了五十年，当然实质工作也办了不少，可是效果呢？按其先前打的如意算盘，方言推掉后，标准普通话就自然地替换上去了，哪想又推出这么多蓝青官话。头疼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如此田地，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规范化”的理论与方法，这贴“药”，到底对不对症呢？抑或，语言的“不规范”现象本来就不是什么毛病，无须下药呢？

网友wata认为汉语“规范化”也要有个“度”的问题，“任何语言，包括汉语，一定程度规范还是要的。如果规范化的目的是规范出唯一一种标准国语，其他方言，次方言，次次方言，次次次方言……都被规范掉，就可怕了。”

钱乃荣转引华东师范大学毛尖的《严禁接吻》一文，该文调侃道：“中国人，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老是折腾来折腾去（上海人说“作来作去，作天作地”），语言都为计算机服务了，人民都为‘项目’、‘条例’服务了。在外国，听都没听说的东西中国都要有，什么大学生在校不准牵手，什么卖东西第一句话不准说本地话，什么语言规范化……到头来，缤纷的世界都简单化了，什么都“规范化”了，就是永远别再想实现现代化了。”

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众多专家学者大都抛弃了“规范化”的提法。钱乃荣主张以国际通用的“规定性”代替“规范化”：任何一个共同语，总会有一定的规定性，让人家学。“审音”、“审字”的工作是必要的，只是“词语规范”到“化”的地步难以做到。共同语的“规定性”不可避免，但是这应该是最低限度的。一般情况下顺其自然顺其变化比较好，语言会自动择优除劣。他引用了陆俭明的观点：词典能做到规范的，至多是字形、词形和注音这三项，字词的释义是很难加以规范的。网友“清籁山房主人”援引沈家煊的论文《词典编纂“规范观”的更新》，指出：“事实证明规范性是相对的，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绝对的。要强要强制性地让语言使用者这么说写而不那么说写，事实上做不到。”“词典编纂的发展趋势是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说明世界语言学界已经抛弃了对语言的“规定主义”，而向“描写主义”转变。

　

二、如何看待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如何处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是此栏目下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也广受社会的关注。方言与普通话的讨论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钱乃荣认为我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母语是汉语方言，而非汉语普通话。他在《为何不立法保护母语方言》一帖中写道：什么是“母语”？世界语言学界有公认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的第一语言，即每个人生下来最初学会的语言，《现代汉语词典》上也是这样定义的。汉族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北京人）的母语都是方言。

　　沈炯则认为“对于一个方言分歧严重的民族，母语就不只是母亲开始几天教我的语言了。”“我们不要把母语定义在生下来一两年以内的时间段。母语的定义必须包括书面语言的习得过程。母语必须以全民语言定义，而不是仅仅依据方言口音定义。母语是个人的思维意识语言。方言不够，全民语言才是它的后备。”网友“寂静之声”反驳道：许多人都是上学以后才开始学普通话的，如果普通话算母语的话，那么，现在上海有些寄宿制幼儿园正在搞所谓双语教育，也即普通话和英语。试问，对这些从3、4岁起就开始说英语的儿童而言，英语算不算他们的母语？殷鉴不远，新加坡“推广华语”，方言亡而华语未兴，遂使华人皆操英语。李光耀在回忆录表示他就是要以华语（北京话）取代闽粤客方言为新加坡华人的母语。推广华语20年，方言人群大幅下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华人却已经上升到近50％。

　　网友“无为”指出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普通话为母语，“即使以方言为母语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事实上的双母语。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城市。过分强调方言的地位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网友“倚天屠龙”引数据反驳：2004年中国语言普查结论——仅有不足8%的人以普通话为母语——证明我们先前做出的结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母语是方言，还是正确的。倘若普通话即是我们的母语？试问我们还搞什么“普通话测试”？没听说过母语也要经过测试评定等第的。

钱乃荣在跟帖中总结性地写道：根据确实统计，我们的现实还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是普通话”，如果绝大部分的人的母语是普通话的话，普通话也就不必去推广去学了，少数民族也没有了。对于外语来说，我们说我们的母语是汉语，这个汉语当然包括汉语各地方言和地方普通话在内而言的，否则92％的中国人就是没有母语的人了。

钱乃荣认为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二者是平等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反而可以互补双赢、和谐共生。在我国，以语言多样化代替语言单一化、建设双语环境，是完全可能的。他在《质疑》帖中写道：由于普通话被命名为“标准语”、“共同语”，似乎高出方言一头，甚至被有些人认为将取代方言，方言的词语要用进普通话，变得难上难。其实许多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普通话很丰富，但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语言，普通话应该放下架子，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大力从各种方言中不断吸收词语，来丰富自己。

随后网友“寂静之声”跟帖转载了人民网（2001年05月28日）的一篇文章《不说普通话耳光四百下浙江一教师如此育才》，报道了浙江省某小学教师为执行推普令而殴打学生四百耳光一事。其后对此各网友对此褒贬不一。

网友“倚天屠龙”写道：推广普通话并没有错，但绝不能以遏止方言为代价，这样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就像每到每年的普通话推广周，就会传出诸如在校园里对话不得使用方言，一律只准开国语之类的荒诞消息来。岂不知使用何种语言说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力！

网友zeugma认为人民网的报道仅是“个案”，“打落门牙、四百耳光，还要重复几遍呢？这种事情只好怪南方人执行者太极端。”网友jumpsey则指出“那并非是那位俞老师的个人行为，而是有其政策上的根源的，这次事件是在要让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这个政策的威逼利诱之下发生的，将之单纯归咎于该名老师的个人恶行是有失公允的。而且要让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并将其与各种奖惩措施联系起来的相关政策在全国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这也并非个别事件。”

沈炯认为“文化教育教普通话不是错误。老师教普通话不是错误。如果学校不教普通话，普通话立即寿终归寝。”网友sam立即跟帖反驳：文化教育教普通话不是错误，老师教普通话也不是错误，但禁止在校内说方言绝对算不上正确。推普从没说过要拿方言做靶子，但就是这个不准、那个不许。“我爱祖国语言美”活动看来看去就是“我爱普通话美”，祖国语言就剩普通话了，可悲。

其后“清籁山房主人”转贴了2006年02月24日深圳新闻网-晶报的《上海限制广电节目使用方言》一文：上海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地方性规范《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将于3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主持和采访用语等都应当以普通话为基本用语。新闻类的方言节目今后将不再批准。

岂料一则《办法》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及普通网友更为激烈的争论。

网友“寂静之声”跟帖道：上海的公交牌上都有“说普通话，做文明人”的口号。这意思不就是说方言就不文明了么？这是尊重么？是啊，现在上海人看球已经不骂“裁判猪猡”了，都向全国接轨改骂“裁判SB”了，这是更文明了？

网友jonathanlee则认为现今中国的大趋势是语言统一。“方言有文化价值，语言学价值，但是统一语言是趋势，不可阻挡。任何社会在充分互通的情况下都会趋向语言统一，中国就是这样。”钱乃荣反驳jonathanlee的“语言统一论”毫无根据：英语这样一个几乎成了世界通用语的语言，伦敦的郊区还有伦敦郊区方言，发达国家瑞士国内四种语言并存平等，没有统一的语言也不准备统一到哪个语言中去。中国目前有几十种语言，并不准备统一，相反国家还在出力拯救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只是全国通用语言。钱乃荣还援引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杨光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的讲话：“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最后他措辞严厉地指出：语言今后怎么样？应该“顺其自然”！语言应该由谁说了算？人民大众，这就是“约定俗成”！

网友“皮扎诺”认为“汉民族的思想信息资源是由多个语种来共同完成的，任何一个语种都不具备彻底取代其它语种的表达能力”，“普通话具不具备代替其它汉语方言的表达能力”，并以海南话中特有的一些词汇作证：海南话洗澡叫“洗热”，休息叫“歇热”；海南话说“主人不在家”不会这样说而说“室主不在室”；海南话说别人“命好”不会这样说而说“某某人命真闲啦”，海南话说“命闲”就是“命好”的意思。

吕观雄也指出方言里有些词汇和表达方式是用普通话难以表达的，“又如南宁人称假冒伪劣产品为‘陋嘢’，虽然许多人都知道普通话有‘伪劣产品’这个词，但是很少有人会用普通话的这个词。”他同时指出：普通话和方言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方言是源，普通话是流，方言是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普通话就是大海，海纳百川才能成其大。

汪平引用吴语词汇“尴尬”、“吃香”在普通话中的流行，指出普通话定义的模糊性有益于普通话对方言的借用和吸收，“这（注：普通话定义的模糊性）是一个开口的袋子，一方面是有袋子，不是堆在地上的散沙，但又开着口，允许进出。有人说，鲁迅的著作尽是绍兴话、上海话，我说就是要明知故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加一点‘魂灵、行家里手、村上（的人）（那是湖南人毛泽东用的陕北方言）’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大家不爱用，不用就行了。”

网友“清籁山房主人”提出“支持推普，反对唯普”的口号：国语是左脚，母语是右脚，我们不仅要当推普模范，而且要当讲方言的模范，左右脚一起迈步，健全的都市文化才能向前走。为了交流的需要，支持推普；为了文化的多元，反对“唯普”。普通话既然根植于北方话，就应当尽量吸收北方人民生活中活的语言成分，越口语化越有活力，这也是普通话保持活力，避免步“雅言”后尘的正确途径。

沈炯却认为：“推普是现代社会的潮流，是民意的选择，也是政治决策。‘唯普’的反对口号是抗拒推普，而且带有欺骗性。‘唯普’论者历数推普的不如意后果，大喊方言后继无人，谴责推普破坏方言文化，甚至说这是推普的故意。那就是政治斗争。追求限制文化教育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就是一种反向的鼓动。”“唯一一种汉语书面文字系统和文本系统的选择是历史的进步。提倡方言汉字书面系统的人走的是与历史发展相反的方向。”

吕观雄反驳道：我国在五十年代曾提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拼音方向”这一基本国策，但在1986年召开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方向不再作为口号提出来了。以上事实说明国家政策方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随着国情的具体变化而加以调整的。

石汝杰写道：“从来提倡的‘推广普通话’，后面没有说出的一句，就是消灭方言！虽然没有说，但是实际上在肆无忌惮地实行。在他们的意识中方言是一无是处的废物！阻碍进步的绊脚石！罪名要多少有多少。其实这正说明他们对汉语的爱几乎接近零。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过有多少，他们是在消灭汉语的基础，在切断汉语的血脉。”

网友sam以“伦敦申奥成功”为例指出语言多样的重要性：今天（注：2005年7月6日）CCTV报道，伦敦申办2012年奥运会成功，其申办理由中就有一条大意是：伦敦是文化多元的、语言多样的，代表了他的国际化，是与奥运精神相一致的。

沈炯认为普通话是维系中华民族一体性的纽带，对语言多样性的提法应谨慎，“当世界上五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的时候，除非我们忍心解散他们的结合体，否则就要谨防潘多拉魔匣。无为而治最怕的就是那个魔匣。还好，那是外国魔匣。我们还是保守一些好。”

网友“清籁山房主人”针锋相对：不愿反思、拒绝改革，意味着在一错再错中继续沉沦。国家的认同感和单语制度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请看今日世界，多语并存而依然统一坚固的国家俯拾皆是。维护国家认同的需求从不构成推行单语沙文主义的借口。多元文化意识的确是可以致单语制度于死地的魔匣，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并非哪国可以独享或者拒绝的魔匣。

　　网友“上海闲话ABC”指出“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希(Romansch)语四种”，“说方言的世界大都会也不是没有，西班牙的经济之都巴塞罗那就是不怎么说西班牙语的；意大利的经济中心米兰也是有方言的，首都罗马好像也不是说标准意大利语--佛罗伦萨语；上次去布鲁塞尔，欧洲有一份免费报纸metro，布鲁塞尔当地的metro有绿色的法语版和蓝色的佛拉芒语版两份。”

随后建设“双语环境”的可行性成为谈话焦点。网友“清籁山房主人”认为，“‘普通话-方言’双言并用者占我国人口的最大份额，因此基本的语言规划、各项语言政策都应当首要考虑这部分人口的实际需要。”张宁在回帖引台湾实例表示赞同：台湾人普通话和英语都说得挺好，相反电台和电视里的大多数节目并不是纯普通话的，他们的语码转换很自如，很随意。钱乃荣在援引游汝杰的《方言兴衰存废的社会语言学观》一文，指出建设双语环境的重要性，“普通话和方言各有所用，‘双重语言人’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比‘单语人’更适应、更自如。有些青年人在学生时代说惯普通话，只是被动地听上海话，几乎不会说上海话。但是在成年之后很快就拣回上海话，说起上海话来。这正说明方言自有它的社会功能，双语人也不会很快消失。”他还引用自己孙女学习语言的例子提出了建设双语环境可行性：“我的外孙女刚满2岁，正在从短语转到说句子的阶段。她现在对我们和父母说上海话，对保姆说内蒙话，对幼儿园预备班里的老师说普通话。她看对象会自动转换语言，并不混淆，连声调都对，1-10数字还会说英语。小孩同时学多语是完全可以的。”

钱乃荣认为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自尊，“所谓方言与共同语能不能并存，是个假问题。所谓语言统一，或者说统一一个国家的语言，也是没有可能的事。而恰恰相反，现今世界普遍重视的是母语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同时他在跟帖中以四句话概括了当今实际的“普”“方”关系：①推广普通话，是能说又能做；②打压方言，是能做不能说；③给方言保留适度的生存空间，是能说不能做；④给方言创造一些能够得到保护的条件，是既不能说又不能做。现在在上海有一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现在内环线以内说英语，外环线以内说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说上海话。”虽然是夸张的讽刺的，然民谣往往是应该关注的，但愿它不要成为是一句谶语。

钱乃荣在《立法保护方言》一帖中写道：我在上海《语言文字周报》上见到一则消息，题目是《我国几十种语言濒危，传统文化保护法今年审批》。但是文中只说少数民族语言，而提到中国最大的汉族人母语的保护问题？应呼吁立法明确提出具体措施保护汉语方言，保护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传统地方文化！

然而有些网友对“方言立法”并不赞同。网友wata写道：语言竞争淘汰是自然的，胜败取决于许多因素，恐龙巨未胜；立法有助于保护，但未必必保；无立法未必不保。网友fushig措辞更为激烈：如果你的母语方言生命力强，不用立法保护，它也灭不了。如果你的母语方言生命力弱，就算是立法保护了，它也长不了。就算是保护了，它也只能是在图书馆里保护，那还是死的语言，没有生命力。强者是不需要向他人哀求的，唯有弱者才整日哭哭啼啼。有句话虽然难听，但却是真实情况，这句话就是：该死不得活！

网友“倚天屠龙”回帖支持“方言立法”：懂5、6种语言的人，往往都是非常聪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掌握了运用发散性思维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本领。普通话从方言中吸取养分，而方言也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新风貌。保护方言，就是保留住了我们丰富多采的文化。因此，通过立法途径保护方言已是刻不容缓了！

网友“上海闲话abc”写道：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博卡丘开风气之先，用方言写了《十日谈》，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必须是拉丁文的文学。所以，事后博卡丘受不了世俗的压力，几次想焚稿。所幸彼德拉克慧眼识宝几次抢救书稿。而，正是这本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打破了一个文学禁锢，搞活了文学。文艺复兴的不仅带来的是文学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直接副产品还是工业革命。今日，中国的方言文学的复兴，也会有划时代的意义。钱乃荣跟帖表示赞同：《十日谈》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是从民间而来，它用的是活在民间的活语。恰恰是《十日谈》的民间立场和凡俗性，带来了欧洲的大变化，思想大解放。胡适、刘半农、鲁迅、黄药眠等说，那些来自民间的方言妙语，才有人性中的“神”！

钱先生引用了语言学家钱玄同在《<吴歌甲集>序四》中的话：“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他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他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他们做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他们永远存在。”胡适和赵元任都指出过：共同语也是一种方言。在国际语言学界，“语言”与“方言”，在地位上几乎是同等的观念。欧洲的不少国家的语言差异，还没有汉语一个方言区中两块差异大。语言区都是划出来的。

网友“无为”认为：过于口语化的东西虽然生动，但难免有失严谨――你总不能指望新闻联播里出现个“屁帘子”，或者天气预报里来个“倍儿冷”吧。对此，网友“上海闲话abc”写道：标准语的使用，也应该是有一定范围的。政府文件、新闻报道，是要严肃一点，不能造成歧义。但是，日常生活、文学创作不能有禁锢。以前者抹杀后者和以后者僭越前者，同样是不对的。标准语是提炼过的纯净水，方言、土语是江河湖海的“脏水”；但是文学之“鱼”在纯净水里生活的结果是“水至清而无鱼”。

汪平转贴了《关于抢救方言，正确处理方言与普通话关系的刍议》一文，呼吁“给方言留一片净土”，他认为“在幼儿园、小学禁止说方言”是致方言于死地的“釜底抽薪”政策。为此，汪平先生提出了“反釜底抽薪”政策：“很简单，只要取消在幼儿园、小学说方言的禁令即可。本地人说本地话是自然现象，只要不禁止，人们自然地会说。只要大家都在说，方言就不会绝。”

钱乃荣写道：提倡方言，是国家继续强大的标志，这是一个提倡文化多样化更自由繁荣的问题。保护了少数民族各种语言和汉语方言，反而能促进文化繁荣民族大团结。过去清朝皇帝倒是学习“规范汉语”的模范，康熙、雍正、乾隆等都堪称书法家，乾隆在位平均每天写两首诗词，直到慈禧的字画都有水准。清朝前期御编正宗雅音的《音韵阐微》，后期曾大力在南中国推广“普通话”。也许由于当时没有教科文的宣言，结果连自己的满语都丢了，真是一大教训。现在连挽救也来不及了，满族文化已成遗迹。提出要保护方言，因为以前确有压制方言作品和传媒的现象，需要解禁或解放，方言不像粤语那样运用，自然会萎缩，这不是自生自灭。如果像普通话一样平等发展，我想上海话不但不会自灭，相反会有现代文明和杂交优势大发展。随后他又转引曹志耘《汉语方言：一体化还是多样性》一文的观点作结：“在一体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在多样性思想已经成为人类共识的情况下，方言应该在接受语言一体化的前提下，在语言多样性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经过这次方言与普通话的大讨论，人们大都跳出了普通话与方言“你死我活”消长关系的桎梏，普遍赞成给语言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介绍上海方言的内容首次收入中学语文参考教材，沪语版《孽债》十年后重现荧屏，国家语委某负责人在报告中说到应用法律法规规划汉语方言的地位，这些成果的取得跟这次普通话与方言的大讨论不无关系。

　

三、如何看待新世纪扑面而来的新词新语

钱乃荣在《质疑》帖中写道：世界上的语言每天都在新造词语，前几年汉语每年要产生800多个新词语，平均每天造2个半词。最近我编了一本《上海话最新流行语2000条》，收集的是21世纪以来的上海话流行语2000多条。他认为，新流行的词语大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创造的，因为他们有创新和从众两大优势。对新世纪扑面而来的新词新语应持一种宽容的态度，社会越开放，新词越活跃，新词语有强大的生命力，开放和创新使当代汉语更丰富。

网友hopkinsgold引葛红兵《反驳一种语言上的国粹主义观点》一文支持上述观点：汉语中去掉“坦克”一类音译外来词是不是就纯洁了呢？恐怕不会。恐怕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去掉了“音译词”汉语就会纯洁起来；有的人认为外来语不要紧，但是必须中国化，用汉语词汇、汉文字替代之才行，那么我要问，阿拉伯数字是外来的，是不是我们要把1、2、3、4、5、6、7、8、9、0等字符去掉？是不是“2002年”写成“贰零零贰年”就纯洁了呢？回答当然一而是否定的。……面对这样的国粹主义者，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劝解他一个人回到孔子之前去，因为只有那个时候的汉语言才是没有污染的、原生态的。而我们呢？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WTO”、“KFC”时代。

网友“倚天屠龙”写道：历史上早就有很多新词进入了我们的语言并扎根，也有很多只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那时又有谁去规范过啦？还不是靠的语言系统自身的排异和张力自主地做出选择。还是吕叔湘先生说得好：有些新词新义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还是要就此定居下来，也难以预测。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意见是与其失之过严，无宁失之于宽。

网友wata对新词新语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汉字的构词能力强，我看未必都是好事。它常常把含义弄糊涂。现在DVD、 VCD等来了（如果用影碟机，可以包括二者，还可以包括LCD,和随之而来的新影碟机），是否‘规范’？前景如何？拭目以待。”

沈炯对新词新语的态度也十分审慎，不同意30岁以下的人创造词语：语言是祖先创造的，是父母学会后传授给我们的。我们的创造必须接受社会的检验。社会检验的标准也是传统公认的标准，能够通过它检验的是少数。语言要发展，它是在稳定中的发展。那是人类生存之道。

汪平则更看重人民群众约定俗成的力量：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最高明的，要相信老百姓才是最高明的。比如说译名问题，早期从“赛先生”到“科学”，从“德先生”到“民主”，当代从“电子计算机”到“电脑”，从“莱塞”到“激光”，等等，恐怕都不是规范化工作者的功劳。老百姓才不理你们这些指令呢，他们自己觉得好就会用下去，觉得不好就会换。到底字母词的前途如何，还是要靠约定俗成，谁也主宰不了。

此后，众专家学者转引了许多文章支持对新词新语持宽容态度。钱乃荣转引詹伯慧的《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当语言的导游》一文，指出，语言文字工作者“不要老是当语言警察、语言法官”，“多当语言导游，把人们带进绚丽多彩的语言海洋中，让人们尽情享受语言世界的乐趣”。网友“清籁山房主人”转贴刊于《文汇报》的许博渊的《汉语：何妨听其自然》：，“语言的变化是社会的自然现象，像天上的风，一时东，一时西，你抓不住它，最多只能像堂·吉诃德一样，和风车大战三百回合。”

对于汉语文章中能否使用字母词的问题，钱乃荣引用了《文汇报》当时的一篇报道：针对“中文夹洋文”被打着“维护祖国语言健康”旗号叫停，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部主任周洪波强调，要注意在一些情形下外文词汇的使用性及合理性，例如，“做B超”，“照CT”，中文里确实没有相应的、更好的词进行替代；说“bye”而非“再见”，“今天我们AA制，饭后卡拉OK一下”，满足了人们对语言色彩、风格多样化的需要。

　

四、如何看待网络语言

网络语言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词新语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也是《质疑》帖中讨论极为激烈的一个话题。

钱乃荣认为对待网络语言应持“一种更积极和宽容的心态”，他在《“网络语言”代表了21世纪语言发展的方向》一帖中慷慨激昂地写道：网络语言代表了21世纪语言发展的方向，它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体现了新世纪的最先锋的生活和语言活力。当代汉语的形态发生着急剧的变异，顺之者昌。互联网缩短了世界的距离,网上流行语又使网上语言锦上添花,使大家说话更遂心更直率,联络也更贴心更亲切,语言要有这样的亲和力才真好，原始人和未来人就是这样，没有异化，这真才叫“酷”！

岂料此帖一出即招来众多网友反对。

网友“白云悠悠3000”认为，网络语言要取代汉民族的共同语而成为二十一世纪语言的主流，“我看有点玄”。北大中文论坛词汇版版主“hanyu”也不赞成，“英语应早于汉语有网络语言，此外日语、韩语等也会有自己的网络语言。说这是汉语有生命力的表现未免一厢情愿了点儿。”曾少波更是直截了当地断言：“网络语言”，充其量是个新东东，代表不了“21世纪语言发展的方向”，最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些奇异的色彩。“网络语言”能否成为主流，就像快餐只是快餐，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成不了正餐一样，则是用不着讨论的。网友limkianhui更是跟帖道：网络语言就像是那个炼了“九阴假经”的欧阳锋（疯），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久而久之，遗害无穷。钱乃荣则认为语言、词语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说网络语言代表语言发展的方向，是说网络联结着亿万人，联结着信息世界最新的国际潮流，各种新的语汇、字符、语法、语用层出不穷。他还引用了申小龙的话说：“语言主要是由30岁以前的年轻人创造的，而网络的主要力量正是这批人，他们不会像前辈那么拘谨，他们总是在不停地创造新的词汇。我们今天使用了这么多年的语文，就得益于当初的白话文运动，网络就是通像未来语言方式的又一个新起点，它肯定会进入将来社会的主流语言。”

网友Wata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对于pmp, fb, tmd这类写法是否值得称许本人表质疑，那和WTO缩写完全不同。pmp, fb, tmd当作速记符号还可以，进入文字恰当吗？”钱乃荣提醒大家注意“约定俗成”的重要性，“恰当不恰当，最后成不成词，不是你我说了算，还得大家说了算，约定俗成。”

曾少波质疑：“网络语言”真是一种语言吗？“网络语言”是否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网络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母语的面貌，使母语的音位、语汇及语法系统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渐变？钱乃荣认为，汉语的“网络语言”是与汉语的“广告语言”、“影视语言”、“法律语言”、“新闻语言”、“诗歌语言”大致一样的一种语体，语言是有各种语体的，这些语体或文体会互相影响。

相比较而言，网友“倚天屠龙”对网络语言前景较为乐观：三、五十年后呢？有谁能够准确地预见——“886”就一定不能叫话？就如同三、五十年前，又有几个人说“拜拜了”的呢。网友“清籁山房主人”对网络语言的态度也更为积极：“网络的诞生与普及给我们带来了又一个新的传播语境，网络语言不止是装陈酒的新瓶子。”他同时引《中文维基百科》的数据说明中国的互联网受众之多：截至到2004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有9400万（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在家上网的人数在世界上的排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正以每月5%至6%的速度增长，中国网民人数就很快将达到人口的四分之一，或略超过2亿5千万人左右。周洪波也认为网络语言“具有生动风趣、简洁省事、人情味儿浓、个性化强的特点”，是语言多样化的表现。

2006年3月1日，上海市开始实行《上海市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这个《办法》的第14条规定：“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新闻报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

由于这个规定的实施，论坛上展开了又一次对网络词语的讨论。

钱乃荣首先从用词上质疑这个《办法》的规定：“国家机关文件、教科书、新闻媒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汉语规范的网络语汇。”这句话，后面半句是有歧义的，首先是“不符合汉语规范的网络语汇”，可以是指全部“网络语汇”，也可以指网络语汇中的“不符合规范的那部分词语”，那么它用了集体名词“语汇”这个表示语词总汇的名词，本身是不符合汉语规范的。其次与“新闻媒体（除需要外）”配合，更是似乎说明的是：如果新闻媒体需要，就可以使用“不符合规范的网络语汇”（注意：别的文体，不要说“语汇”，按语委一贯做法是不容许用不规范的“词语”的，要求“规范化”。难道唯独网络词语可用不规范的？）他同时指出网络语言“PK”一词早已用于“国家机关文件”：“对未成年人上网游戏和游戏时间加以限制……其中PK类练级游戏（依靠RK来提高级别）应当通过身份证登陆，实行实名游戏制度，拒绝未成年人登陆进入。（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2005年7月12日）”　

　　　 从事IT工作的网友ZEN也对这个《办法》中“网络用语”的界定表示困惑：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中国上海》“便民问答”举例的词中，“优盘”、“内存”、“源代码”这些和网络无直接关系的词也被算在网络用语内。这样来看，所谓的网络用语和非网络用语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现在还要在网络用语中对“允许使用”的和“不得使用”的划界线，这样的界线岂不是更加模糊？

　　　 网友“KEY”嘲弄道：“不知道这里的网管会不会屏蔽pk、粉丝这些词，咱们不管什么办法不办法，接着用！”

　　　 网友“潇丽临风”则用一个网络用语的实例表明“立法限制语言”的无力：有些词即使在法律上禁止使用了，但大家还是会心照不宣，打擦边球，继续使用其网络词汇的含义。比如“偶像”这个词，现在在网络上意义变成了“呕像”，即使政府把这个意义当成了违法，只能使用“偶像”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但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还愿意作网民们的“偶像”吗？

钱乃荣随后以《照用不误网络语汇》为题跟帖：语言的使用和流传，是群众约定俗成的，这是语言学最基本原理，谁也否定不了，语言的使用不是以个人或委员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握着棍子，不准群众使用什么词语的人像在与风车作战，人家并不买他的账。而这些反对“粉丝”的人应该到初中去补学“汉语修辞”。

网友“清籁山房主人”转贴《政府不应该出面限制网络语言的使用》、《禁了粉丝、PK，沙发、GDP怎么办？》、《网言网语，洪水猛兽？》、《给网络语言一个登堂入室的通道　》、《“网语”不是害群之马》、《立法封网语是法律资源的浪费》等报刊上的文章，主张对“网语”应持宽容态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转贴的《牛津英语语库收录网络语言、达10亿词条》(《深圳特区报》2006-4-28)一文中指出：禁绝网语，借口往往是“不熟悉网络生活的读者对网络语汇摸不着头脑”。这令人想起某些单位禁绝方言时的理由——“外地人听不懂此地方言”。看似无关，其实这两个借口背后存在着同样的思维模式。包容精神在那里长期缺席，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无处寻觅。“因为我听不懂，所以不许你说；因为我看不明白，所以不许你写！”

钱乃荣指出：网络不是黑社会。语言自有择优除劣的功能。对于网络流行语，应该宽容。语言大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创新的（科技发明大概年龄稍高些）。我们这些大致是30乘以2的同志，最好是识相一点，如果站在年轻人的对面去反对他们约定的语词，是注定要失败的。年轻人热衷或喜欢一直用下去的词语，你去反对它，岂非多此一举吗？

　

五、如何看待汉字规范化

钱乃荣认为：汉语的音位、音节，语素及表示语素的汉字，是大致封闭性的，可以做到标准化。《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了普通话的声母、韵母、声调，拼写规则，普通话的音节数也是基本上确定的。现代汉语的语素大致6000多个，汉字是语素文字，这6000多语素用的汉字或更多些汉字（6763字以上再出现的汉字其出现率就很低了）都可以字形标准化。但也不必把《中华大字典》中的字个个标准化。围绕“汉字规范化”的讨论主要涉及两方面：

网友wata主张走“汉字拼音化”道路，并指出汉字最大缺陷有二：一是词汇中中立词（不含褒贬意）太少，可能某些方言尤甚，难以表达客观中立意见；二是采用义符汉字作为书面，义符汉字和含义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概念固定，冻结，难以引进新概念。

网友“潇丽临风”认为“拼音加文字”较为合理，“现代汉语改革始于100 多年前，现在其中有多少语法句法词汇是文言文中的呢？近百年来汉语的改革，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走的是从精英到草根的过程。现在的要求汉字拼音化、保护方言、方言入文等等呼声，是汉语文字进一步草根化的表现。”

吕观雄则反对“汉字拼音化”，“我国现在语文建设最先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出台一个《当用汉字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不是把主要精力花在试图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推行的加大推普力度和限制方言的使用上。”他认为拼音不可能完全取代得了汉字，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和补充，“汉字夹拼音主要是应该以汉字为主，拼音主要用于拼写国际地名、人名、网名以及一些一时不方便意译的专有名词。汉语已有的词没有必要用拼音词来取代。”

网友“长泖浅鱼”也不赞成走“汉字拼音化”道路，“当一句话全部用拼音表达时，我非要读完全句，甚至一个段落，接着根据上下文判断某同形词（比如shishi）的确切含义，才最终确定该语段的含义。整个过程比理解英语更复杂，耗费的思维成本大大高于汉字。汉字和英语单词都是形音义的结合，但汉语拼音只有音，没有形和义。你写个英文单词think，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但你写一个拼音xiang，人家知道是什么吗？”

皮扎诺也认为，汉语有十几万个汉字的文字资源，这些文字资源又都是跟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一体的。汉语既有的文字信息资源和语音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显然要优先于拼音化或者半拼音方案。

钱乃荣指出，“汉语要用汉字，不能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是由汉语的本质所决定的，“语言有二层性，它既是该语言音位的一个配列，同时也是该语言语素的一个配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体系，英语字母文字是与英语音位系统配列相联系的音位文字，汉字是与汉语语素配列相结合的表示汉语语素的语素文字。汉语音节、语素和汉字‘三位一体’。”

网友“上海闲话ABC”写道：大家知道，“规范字”工作以前有过偏差，在“汉字拼音化”的目标指引下，1977我们推出了第二批简化汉字，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用字混乱。在重新审视汉字改革目标后，我们废除了“第二批简化字”，努力理顺社会用字混乱。应该说规范字工作在健康地进行，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网友“倚天屠龙”转贴端木先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汉语战略值得反思，需要多元声音》一文，认为简体字功不可没，但繁体字可传承中华悠久古老文化，不应废弃，“简化字的历史功绩无须多言。但是，同样不能否认它的片面性和对文化不容忽视的杀伤力。繁体汉字只是一个文化的节点，它所串起的是汉语文和传统文化的璀璨珠玉。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小学生中试行选读繁体汉字呢？把未知的文化钥匙交给孩子们，也许他们能够找到民族文化复兴与发展的光明之路。我们为什么要粗暴地折断这把钥匙，武断地切断这种可能呢？繁体汉字也是民族文化的传统，孩子们理应享有接触和研习这种传统的权利。”
　　网友peixian在跟帖中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北京学习以前，我根本不会想到应否用繁体字会是一个论题，更不会想到这里的中文老师（部分）竟视繁体字为错字。如果推行简体字的原意是为了方便书写，绝对无可厚非，但如果为了方便书写而在推行简体字后进而禁绝繁体字，甚至否认繁体字为汉字，那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从没听说过一个国家会为了人民吃面的方便而在大力推广吃方便面后，进而禁止吃传统的面条。

网友“上海闲话abc”认为，简化字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要对繁体字赶尽杀绝可能也算是“宜将剩勇逐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钱乃荣主张维持现行简体字不变，尊重繁体字、异体字，不宜将繁体字称为“不规范字”，称繁体字为“副体”比较好。因为这里有个尊重中华文化的传承性和一国两制的因素。否则说王羲之、沈尹默、毛主席、江主席（时间限制是不可能拦到哪一年的，哪是书法哪就不是书法也是没有区分标准的）写的都是“不规范字”，总不太好吧。

此外，这场大辩论中的不少跟贴还涉及到“学好汉语与学好英语的关系”、“音译词意译词的优劣”、“方言俚俗化”、“汉字分层换位思考”、“非对称繁简字”、“手书字的范围”、“路牌文字”等诸多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在争论将达两年之时，钱乃荣贴出了沈家煊2006年3月31日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对语言生活、语言规范的思考》，其中沈先生说道：随着电脑的普及，博客、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和网络语言的出现，群众语言生活的趋势是走向平民化（也叫“草根化”）而不是精英化，走向多元化而不是一体化。沈还说吕叔湘先生曾写过《汉语规范化问题大可争鸣》一文，沈主张“容许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得到充分的发表，不要扣帽子，不要上纲上线，也不要情绪化，有理不在声高。我们要的是深入的思考、充分的说理、平等的探讨”。沈先生的上述发言贴出之后，这场关于《质疑》的争论虽然还不断有些跟贴，但渐趋平稳落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