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作为文学语言，历来已久，怎么就说有文化内涵的是方言不是普通话了呢？这根本就是讲不通的么。把一些没有任何书面价值和传播价值的土语说成“有文化内涵”，有着大量各类当代、古代文献作为支撑的普通话反倒“没文化内涵”，这种讲法一点也没逻辑性。 还有，老虎一方面说支持语言平等，一方面又说推普之下要给方言的空间，这算什么平等？这不很明显是把普通话和方言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么，普通话是高出方言一头的，所以不但要推普，而且要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方言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充当那些地痞流氓或者小摊小贩的语言。这些人追求的“平等”就是这个样子？这样的方言，绝对不会成为文雅的语言，只能成为被时代唾弃的对象。按照老虎先生的观点行事的话，最终最造就一批方言狂热分子，但大多数人则会完全放弃方言，只说普通话。

现在推广普通话，做完全社会交际层面的语言，老虎完全支持！ 但是推广普通话不能过头，不能不给方言生存发展空间！ 有关方面口口声声说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但是实际上是只谈推普避谈方言保护，而且从国家政策层面就有失偏颇！ 其实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还是方言而不是普通话！ 老虎的博客全文转载钱先生博文！

方言只不过是普通话的地域变体，谈不上普通话“侵犯”、“压制”云云。那只不过是同一种语言的几种不同的变体罢了。语言变体之多，可以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变体，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其言语活动也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把变体上升为母语是搞笑的讲法，按照这些人的论调，有多少人就该保护多少“母语”，以至于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讲一种和任何人都不相同的语言，而人类社会将由于人类的语言沟通能力消失和毁灭，全人类将重新回归原始野蛮的状态。

普通话凌驾于方言母语之上，甚至无限制地侵犯压制方言母语的使用域，这是上海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我们首先要承认这种现状，才能针对问题提出思路。但是承认它不等于认同它，这是两种不同的叙述。

钱先生的许多文章我多次反复拜读，得益非浅。我国的语言政策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可以预见到本世纪末，世界最大的非官方语

“文化”这个词已经被赋予了过多的不适当的含义，就社会学本身的理论而言，“文化”这两个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历史上有无数文化昌盛而社会及其腐朽的例子，比如奥古斯都以后的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西晋、宋朝等等。这些社会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都是非常文明的社会，灭亡他们的蛮夷反而非常无知。这样的事实足以作为我们轻视文化在社会当中作用的根据。事实上，文化是社会事实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存在的原因，说白了，先有社会，然后才能有文化。文化只能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而绝对不是社会本身。于是，我们便可以讲，把语言看作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肤浅的看法。索绪尔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我们同意这个看法，如果社会不存在，那么语言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的。因此，语言和文化一样，是社会事实的两个不同的产物。在讨论语言的社会功用问题时，首先就应该讨论社会事实是如何产生出普通话，这一点，我在前几张帖子已经讲过了。过度夸大语言所谓的“文化”功能，那是不符合产生语言事实的社会事实基础，这样的论调乃是空穴来风。或者说，不过因为有人毫无理由的对自己私人方言的热爱而产生了对整社会具有重大作用的普通话排斥。我以为，这样的人是很自私的，因为他们不顾语言的社会效用，他们不顾语言的公共利益，企图用自己私人的热爱来取代、攻击公共利益。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毫无任何在逻辑上值得称道的论证。他们只是开口闭口“文化”、“平等”云云，我在这些理论中看到的仅仅是对于某些社会事实的不满、抱怨，可能还有仇恨、愤怒，但我却看不到这些理论对于公共利益和公共自由的真正热爱，以及任和严格论证的科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这些理论是出于对方言的热爱都是抬高他们了，他们真正所热爱的，极有可能只是那种怨恨社会的情绪而已。或许他们真的对那种怨恨的感觉上瘾。

公共利用显然是特权。政府的收入天然来自于税收，而税收就是特权。特权就是一部份人的权利，这种权利造成不平等，如果一定要宣称完全没有不平等的社会状况的那，那只能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当然从人类学的角度讲有不少原始部落的确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 因此，如果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世界上一切文明社会必然是有政府这么一个机关存在的话，我们就不能相信“纯粹的平等”，只有要公共利用存在，那就必然造成某些不平等现象，但这类不平等现象对于社会进步是有利的，不能一盖为了追求平等而排斥那些对社会进步有利的不平等现象，除了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也的确没见过有什么人那么想要“纯粹的平等”的。虽然现在的文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平等。 把普通话能成为公共利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的推广，我以为是一种肤浅的看法，请原谅我这么讲。我先前就举过例子，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推广“普通话”的措施，甚至美国法律都不准政府这样做，但是美国照样有普通话，而没美国人民每天都在使在使用这种“美国普通话”。在其他英语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类似的情形。 “普通话”并非仅仅是便于交际，准确地说，普通话是社会最重要层面的交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讲着互相都能理解的英语方言，但是在公共场合他们却倾向于讲“普通话”的缘故。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就算没有长江以南那几种长江北面的人听不懂的语言，这个国家也照样会制订出推广“推广普通话”的措施，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的事实，更加说明普通话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即便一个社会没有任何方言差别，也会由于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进步而产生“普通话”，美国以及大多数英语国家是这类社会的典型。

我不能因为我讲一种没有特权的语言便不切实际的加入“平等”的阵营，这不是感情用事。公共利用是社会的产物，如我前一帖所述，这种公共利用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如果反对这种公共利用，那么就有社会倒退的危险。假如我们不深入分析普通话的社会土壤，又怎么能够理解这种特权的意义以及后果呢？我以为，当为一些派别的“平等”理论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普通话真正的社会原因以及后果，他们也许是因为自己讲的那种方言跟公共利用的优美和宏大比起来实在是太卑贱了，于是他们的心里便产生了对特权的莫名厌恶，他们不管他们这样做是否真的对社会有利，只是按照他们心理所产生的莫名的冲动而使他们的行为显得更加冲动。再加上语委愚蠢的态度，使得这类危险的言论有了可以生长的缝隙。

章先生，您说普通话有特权，我很好奇您是哪里人，您有自己的方言么？ 语言的最主要功用就是交际，正是因为地域性的差异和历史的原因而使我们的各地方言差异如此之大，普通话之所以能公共使用，一方面是这么多年来政府推广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书面语促进的原因，还有些其他社会原因。 我觉得普通话的对于推动我们国家文化统一的功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代表它有特权。无论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它们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在普通话尚未成为官方语言前，它其实可以说也是某种方言。 既然本是同根生，有什么孰优孰劣呢？既然都是文化的传承，难道文化本身也有优劣，有特权么？ 乡音文化的重要性，相信异地生活的人们最有评判权吧。 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上海人，但是我有自己方言，我自己也很热爱自己的方言，所以，不太认同您认为语言不平等，普通话凌驾于方言上的观点。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得罪之处，请见谅，若观点有误，您也可以指出。 谢谢

钱老师，您的“方言平等”的论点纯粹是从“人人平等”这条政治哲学当中推论出来的，本身方言和普通话平不平等跟语言学本身没有什么联系。 其次，即便我勉强承认“人人平等”这种政治哲学的“正确性”，我们也还应该明白，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必然会存在公务员贵族，除非您是无政府主义者。卢梭、伏尔泰、西耶斯他们都反对特权，他们都说要平等，可是他们有没有反对公务员贵族，即公共利用上的特权呢？没有，因为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深受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政治哲学影响，可是1789年秋季发布的《人权宣言》同样说，在公共利用方面，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而普通话恰恰就是这种公共利用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标准语是绝对不可能同方言平等的。如果普通话和方言真的平等了，那就是社会的倒退，公共利益的流失，语言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语言能否统一？从种种事实来看，语言是可以统一的，比如克里奥尔语就是语言同化或者叫统一的一个例子。语言可以流播到世界的各个不同的角落，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在一定的情形下语言可以统一。 当方言平等的时候，唯一得益的不过是普通话罢了。普通话是公共利用，这不看是口号，而且是事实。普通话占据教育、传媒、文学、科技、商业、政治、经济一切最重要的社会领域，不承认当前的普通话代表文明、代表进步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试问上海话能在这些高尚的领域中间占有一席之地吗？上海话现在只能在买小菜的时候派上用场。 普通话是公共利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来沪的新上海人只要说普通话就够了，他为什么还要麻烦的去学上海话呢？这在社会学上式得不到解释的。他反正讲普通话就能在上海生活了，他何必学上海话？讲的难听点，除非他脑子坏了，否则他真是没什么理由学上海话的。 “平等”和自由往往是相对立的。平等和自由是两码事。我们可以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不平等，那么什么才是平等呢？难道只有一律酒肉臭才是平等，一律都是冻死骨就不是平等？因此，平等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种结果是人人有了权利，另一种结果是人人都没有权利。平等恰恰有利于权力的执行，因为没有特权对权力的执行形成干扰，这反而是显示出平等有碍于自由的一面。当特权存在时，权力无法干预特权；而当特权不存在、人人平等的时候，权力可以指挥每一个人。因此对于平等这个东西，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性。 标准语的特权是无法破坏的，因为它是公共利用，因此它可以有特权，它就是跟方言不平等。此外，社会的进步决定了这种特权是必然存在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统一的学科术语，互相之间用土语探讨问题可以给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带来生命力。普通话特权的确是根社会进步有直接关系的。甚至可以讲，没有标准语，就没有现代社会。 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再于反对特权，而是在于以这种特权为吴越社会服务，为吴越社会的进步服务。为标准语设立特权，这本身就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今天如果消灭这种特权（当然事实上是无法消灭的），则会导致社会倒退的恶劣后果，我们要做的是对这种特权加以利用，把这种特权改造成适应吴越社会进步的模式。 有人喜欢讲“美国没有标准语”。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同样要提出批评。美国政府的确没有设立过任何标准语，而且美国法律也不允许联邦政府这样做，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就没有标准语。事实上，美国社会自己产生了一个标准语。美国有播音学院，每天都在用美国社会认同的一个标准音系培养播音员，这难道不是标准语吗？美国社会在每有政府干预的情形下自己产生了一个标准语，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标准的存在和特权是符合美国的社会进步的，也是符合美国人民的权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