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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海派文化    
发布者:听雨蛙 | 发表时间:2009-05-22 05:58
 
这就是海派文化
 
钱乃荣
 
全文刊于《新民周刊》2009年第20期,5月25日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台上妙语横生,台下笑声不断。看他的表演,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久违了,那种搔到上海人心中痒处的会心感受,那种海派文化的“吃咖啡”的醇厚风味……
      滑稽回归它的本性来了。它的积极参与现实,它的贴近民情,它的地域文化出彩的语言,它的出自娱乐开心而广采民间素材的新鲜,它的调动活语幽默讽刺的战斗力。
              
“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
 
       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从当下出发,一句话,是说大众关心的话题,将大众的情绪表达出来,说直言真话,这是周立波“海派清口”得到接连不断笑声的源泉。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它主要的是大众文化,而不是贵族文化。海派文化当然也包容各种阶层需求,但我们的文化主要是为平民大众服务的。它的先进性,就在于民众的立场。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文化发达的真正动力。
      在大众文艺中,艺术才华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切近大众的痛痒。在海派文化中,“下里巴人”比“阳春白雪”更为需要。我们就是缺少这些民众中的俗文化。而赵本山、郭德刚、周立波就是代表着这些受民众欢迎的通俗文化。地方戏曲本来就属于群众的娱乐,如果我们考察地方戏曲的发展过程,大约现在人们所推崇的老一辈艺术表演家们,都有过草根演出在底层滚打的经历。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形成一种宽松的环境,养成深厚的民间文艺的风气。民间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包容性和自在性。开始时候,格调可能低一点,表演可能差一点,如果是敬业的民间艺术家就可能为群众所欢迎,艺术的流派,唱腔的风格,也是在群众的选择中慢慢形成。
      这是一种活在民间的文艺,可能是下里巴人,但是今日的俗,可能即明日的雅。我们应懂得“雅从俗来”的道理。
      在大众的文艺欣赏中,就像周立波表演的那样,不需要人物的拔高,不需要那么多的装模作样的好人好事和说教公式以及主题先行。当说唱磨光了棱角,不疼不痒,怕触痛处,尽在框框中找幽默,这样的文化,哪能博得群众会心的一笑?
      什么叫高雅,什么叫低俗,没有细则可供划界和遵循,人们则见智见仁,就像人们看《红楼梦》中种种描写。有人说网络流行歌“老婆老婆我爱你”太低俗,那么弄得国家大乱的《长生殿》里的爱情就雅吗?君子喜欢雅文化,尽可以自己去欣赏提倡,但是不要去抹杀俗文化。文化生于草莽,常常会死于庙堂,起源于草根的文艺自然生机勃勃,自然带有俗气,然为百姓喜闻乐见,这是小沈阳走红的缘由。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受到人民真正的欢迎,全国有着那么多的农民,“二人转”代表着通俗活泼的农民文化,它能够过黄河过长江走红,在粉丝和群众的欢呼声中不断成熟升华。有的自命精英的人不买他们的账,然大众文化却活在大众中。
     建树文化不易,维护文化繁荣氛围更是不易,文化是很易破碎的东西。找点茬容易,呵护它成长难。
 
“大蒜”和“咖啡”
 
      在周立波说“我为财狂”节目(有10%的外地观众)时,台下多次高呼希望他用上海话讲,可见他的上海现实和上海语料,只有用上海话才能表达得淋漓尽致,听众才感觉更舒服。这与市民审美趣味有关,海派文化在上海民间仍有深厚的土壤。
     我们还是认为周先生的“海派清口”也属于上海开埠以后在都市化进程中发端和很快成熟起来的都市滑稽戏。滑稽戏长于体现表演者的即兴自由发挥,使受众接受即兴性的快感,形成了精神上瞬间发散性的欢愉。
     滑稽戏在初创以后,一直广受市民的喜爱。开始很有生气的戏目也表演生活的原生态。早在上海诞生的第一个“游戏场”(南京路的楼外楼)开办时,就有那种含有时事、迅速表现社会生活而带滑稽的演唱。如当时颇有名气的郑少赓自叹苦经式单人演唱:“一位郑少赓真可怜,两脚跑得生老茧,三餐常拿大饼替,四季衣衫勿连牵,五龙日升楼拿白茶吃,六亲无靠苦黄连,七日一个礼拜日脚真难过,八字生来颠倒颠,九九归原呒办法,只好十字街头去讨铜钿。” 喜怒哀乐,皆成文章,因此活跃。现今周立波先生重新拾起老滑稽的好传统,演说时事,联系百姓生活,讽刺批判自如,与娱乐对象当下交流互动。
      群众化的语言,发挥地域文化的长处,这是周立波逗出接连不断笑声的坚实基础。在本土的平民的言语中,融化着世俗精神、平民意识和真性情。方言语汇的丰富性和描绘事物动作的细腻性尤其适合于喜剧,笑是一种群体参与的直觉感受,它离不开特定的民俗风尚。周立波上海方言的熟练巧妙的运用,细腻又深入,与上海人民的民俗和生活经历水乳交融。许多与特定社会的风尚和思想有关的滑稽效果,是无法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
      海派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本土性。方言越土、越纯、越地道,就越能体现其音韵美、乡土美、风格美,使喜剧的演出更火爆、更出彩、更成功。这种‘地方风味小吃’,能满足人们寻新搜异、渴求刺激的猎奇心理,在观看时产生一种听觉感官的刺激愉悦,获得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理满足。所以大家赶来买票体验这种与细节高度融合的上海俗语,欢快的观赏情绪,将海派清口的演出推向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
据周立波说,地域文化有“大蒜”和“咖啡”之别。这是一个比喻,不必想得太远。但是周立波是吃咖啡长大的,他自信他的清口是代表上海这个中西融合的都市海派文化则是无疑。周立波多次说他的海派清口只要上海民众喜欢就是成功,这种将地域文化搞得精益求精的观念无疑是有远见的。许多到现在还站得住的作品,都生根于地方文化的深层土壤中,因此有较强的生命力。即使是以普通话为载体的大量电影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渗透着深层的地方文化的底蕴。像《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阿诗玛》等,还不都是吗?《白毛女》音乐以河北方言中形成的《小白菜》为基调,《洪》中动听的歌来自湖楚民俗文化,《江姐》中融入了激越的川北号子和吴侬软语的越剧唱腔才如此优美。《刘三姐》等也是建立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语言和方言的基础上的。这些剧目传出的是中华民族各地不同的风情,因此强大。过去的越剧《红楼梦》,如今的粤语流行歌,做得精致自然会突破语言的界限,走遍全国各地。
      越是植根于本地沃土的文化,越能在世界上走得远。那是因为文化越是本土,就越是拥有细致入微的乡情民俗异彩,就越是贴近本真,其语言和文化形态中便蕴含着人类人性中共同部分的精髓。这种普遍价值和真切感受是谱在各地民俗符号深处的,不是依靠浮在表面的大道理说得出来的;是在母语方言中自然流露的,却往往不存在于公约数化的、流于肤浅空洞的殿堂文化中。
 
 
讽刺和创新
 
       喜剧的灵魂是其幽默和讽刺精神。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给人的感觉,是回到了滑稽戏初创时期的生龙活虎,拾回了喜剧幽默讽刺的灵魂。这是对于说教对于歌德习惯的冲击,是面对现实面对生活的重新回归。
       要讽刺,就要得罪人,喜剧是一门得罪人的艺术。但它又是一门娱乐,人们都应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喜剧。
      讽刺喜剧,就是要把丑恶撕给你看,如《不差钱》,让人们感受到大笑之下的沉重。
      好的滑稽剧,可以在嘲笑了丑陋,给丑行看一看自己面貌的同时,使人类自身的弊端得到改正,使自己在精神上超越。出于这种动机而创造的喜剧之所以能令人发笑,因为它可以给观众以伦理的满足。因此,诙谐的独白,丑化的动作,荒诞的手法,都是必要的,要表现的是对人生的严峻看法和态度。
      我们告别了“上纲上线”30年,但是在有的人的头脑里,这种惯性依然没有停。如果20年代郑少赓的那些百姓中常会听到的“叹苦经”放到现在来唱,遇上当今的有些“批评家”,经得起他们的“上纲上线”吗?如果他们将娱乐用上社论标准,吃得消吗?
      夸张、联想的运用,想象的丰富,是喜剧的一大特色。对于一种夸张搞笑强调趣味的艺术,我们不能像做学术论文平面几何那样求证它。
      让老外见识了中国人幽默的黄西,在美国甩开他的语言魅力,连开富兰克林的玩笑,他说:“一个民族如果能开自己的玩笑,嘲讽重要人物与社会政治生活,这个民族才算成熟。”
      开阔胸襟,在这文化并不可观的春天,小心呵护自己的语言文化,让人们觉悟我们的地域语言和文化原来是如此活泼和伟大,而不要动辄说人家“文化不正确”、“没有文化”。
     比喻就是比喻,夸张就是夸张,想象就是想象,搞笑就是搞笑,不能深究,不能当它社论或学术论文。比如周立波说,中学里就是像他那样的调皮的什么都列中等的学生,现在反而都有了成就,那些学习委员和班长,现今就只好在门口炒票子。笔者过去就当过学习委员和班长,但我不会去对号入座。又如他说“有本事个人侪蛮妖怪个,勿大正常个”,他是在一个特定的话题下说的,不能断章取义。首先得想想,他那个包袱要表达的是什么深层意义,言下之意实际上都很明白。“听话要听音”,对“拿伊做脱”一段,也应作如是观。
      文艺批评要做得大气一点,要提倡海派的开阔胸襟。搞笑就是搞笑,最怕是上纲上线;讽刺就是讽刺,可以不留情面,讽刺一旦遇上求全责备,一定要四平八稳,照顾各种利益,便只得无处藏身,只好认输,即使是鲁迅,也只好搁笔。
     就像周立波所说的,一个人要有想象,大家没有想象,国家也就没有想象。有想象了,才有创新。没有批评现实的精神,哪来的创新?老调的重复,是滑稽戏的异化。如果老是上演名剧《七十二家房客》,而且永远是六七十年前的七十二家,而不是二十年前的七十二家,老百姓为什么要来买你的票呢?《七十二家房客》在60年前诞生时,也是讽刺当时的现实。难道我们现实生活里中的弊病,不去及时地刺它一下,还要像看《七十二家房客》那样,过了几十年再来批评讽刺吗?
      面对现实,表现社会,取材当今,幽它一默,以至嘲讽,如周立波开涮磁悬浮,调侃08年的股市及其救市,这样的讽刺才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才是创新。这样的不断创新,就自然带来台下的不停的呼应,阵阵笑声。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也是奠定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的,那是当年越剧和《梁祝》民间题材风靡流行的氛围,那是西洋音乐寻求创新的民族化的结果。如果1958年创作时,定了“大炼钢铁”的题目,这个传世之作,也就没有了。然而,那是上海海派文艺十分发达的时候,成批的优秀戏曲新作涌现,沪剧名家大会串的《雷雨》,越剧《红楼梦》,都是这些剧种的一只鼎,是创新,是突破,与音乐小提琴梁祝一起,都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其盛况可见。如果当年不是拿出这些创新的作品出来,而是拿一出1909年的戏来作上海之春的开场演出,人们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
      事实证明,滑稽戏要不断紧跟时代的脉搏反映现实,才会有热烈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才会使我们的剧场重兴。有的人动辄要流芳百世,一碰就要里程碑作品,有多少?你现在有吗?他们有的是脱离群众的“工程文化”,排起来要大排场,票子得派发奉送,送了人家也不去看。有人说,不断创新的艺术只会轰动一时,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不是阳春白雪。为什么要回避现实而去求流芳百世?事实也不尽然,《阿Q正传》中也有不少民间戏剧性的元素,写的是20世纪初的事情,讽刺了那时的人,但它永不过时。
      就是觉得周立波还有点旧,还望年轻的一辈中再冒出一些“冒险家”来,将网络短信时代的更雷人的上海民间流行语,演绎出贴近他们生活情趣的更现代有趣的“海派清口”和双人“独脚戏”来。戏剧有了青年的热情参与,才会有像流行歌曲、超女快男的场子上那样的青春火爆。
      我还担心单人连续演出的清口太吃力,对个人的要求太高。除了保持这种形式的优势之外,就从周先生开始,也搞点双人独脚戏和小品。
 
 
 

 
类别:论文 | 浏览(4909) | 评论(28) | 评分(0)
网友评论:
1.
2009-08-20 10:07
很有味道! 全有爱写东东,并有志向,成为明日的名作家的朋友,都可以我企业为题材,创作,发表(费用由企业承担)。联系方式:weber@shojh.com ,洪先生
 
2.
2009-08-18 17:05
狗P的海派文化!垃圾。
 
3.
2009-07-15 12:39
周立波肯定是吃泡饭长大的,可怜当爹还是山寨版的
 
4.
2009-07-11 17:49
像钱教授这样长期从事上海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学者才能对海派文化有如此恰如其份的描述,与只通些皮毛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带着有色眼睛的人不能同日而语.
 
5.
2009-07-11 14:46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话.
 
6.
2009-06-18 22:18
博主写得不怎么样!像是收了什么人的卢布?! 游客的评论写得很好!透露着真实!
 
7.
2009-06-16 08:37
我看你纯粹是放屁!
 
8.
2009-06-14 16:12
對周立波宽容
 
9.
2009-06-09 22:41
在平等时代,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不平等的时代松弛。在社会刚开始变得平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就已经松弛了,但女性的地位仍然很低。当男女关系也变得平等的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松弛,这个时代乱交现象十分普遍,而且许多时候是由女性主动勾引男人的。 但是另一方面,当人与人之间关系松弛的时候,每个人同时也会觉得自己很孤立。我们不能过度评价平等所带的独立,平等所带来的独立很快就会变成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秦始皇觉得郡县制优于分封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郡县制会使政府本身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的确在秦末的动乱当中没有任何人前来支援政府,可以对比一下春秋时宋国南宫万的动乱,不论是宋国公族还是周围的诸侯都派出大批军队前来帮助宋国平叛。 的确郡县制很利于权力的执行,这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会来妨碍朝廷命令的执行,所有人在政治权利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但所有人也不再相信自己有帮助别人和政府的义务了。 因此,平等时代的人一方面好像是各自独立了,但另一方面,这种独立所带来的孤立又使人希望有一种对每个人都一致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平等的制度。因此平等社会的激情实际上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人越是独立、同他人缺乏联系,就是越是需要政府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来对待每个人,而且人们也希望他人也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和别人,并且他们自己十分希望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别人。这些人如果不能在自由当中享受平等,他们便宁可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
 
10.
2009-06-09 09:23
我从不相信从社会学以外的角度可以去真正的研究文化。有些现象很清楚,例如服装的不同、饮食的不同、婚丧嫁娶习俗的不同,但归根到底,按照有一派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些只不过是“习惯”的不同。当社会心理本身发身极大的变化的时候,关于穿衣吃饭的习惯还是会留存很长时间,很久以后这些习俗才会改变。 这种现象会让人觉得,“文化”这个东西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似乎是永久不变的。但是只要稍稍撇一眼历史,就会发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在运动,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文化”也一样。 我们应该详细分开两种完全不相干的东西:第一种,是一种社会内部的东西,而且不仅是社会内部的东西,是构成社会的东西的内部的东西,这样东西就是社会思潮;第二种,是一些外部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身并非跟一个民族完全相干,事实上这种东西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民族,因为这种东西本质上不属于社会,特别是在平等的时代,任何人都在改变我所说的这种外部的东西。毫无疑问,我所说的这些外部的东西,就是我先前所说的“习惯”,我认为他们本质上不属于“文化”,虽然有很多庸俗的“文化”学者把这些外部的东西和社会思潮本身等同起来,都以“文化”为名。 社会思潮是社会事实本身的产物,而“习惯”,就像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一样,是前一个时代的惯性产品。当然“习惯”也会跟着社会思潮慢慢改变,但归根结底,“习惯”同社会事实的联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人很多习惯,但在文革结束以后,很多旧习惯又冒了出来,而且比以往更难遏制。 因此,平民时代的文化,是这个时代的社会事实的产物,这和地域的界限没有根本性的联系。我并不相信有“海派文化”的存在,如果海派文化真的存在,那也只是上海社会事实的结果,而且随着上海社会的变迁,这个所谓的“海派文化”也必然会不断的改变。因而文化只有变化,而不存在进步,自然也谈不上“先进性”。这里还要指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人会问,既然你讲文化只有改变、不存在进步,那么你所说的文化的基础——社会事实是否存在“先进性”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有进步,但进步的社会不见得是完美的社会,更不见得是个可以长久昌盛的社会。 社会的进步和落后,通常而言,一方面只生产力水平和精神产品(文学、艺术等等)水平的高低。一个劳动生产率水平更高的社会,我们讲这个社会很进步。一个充满文雅气息、喜好文学的民族,我们讲这个民族很文明,但这绝不表示这个社会很昌盛,实际上社会进步同人类的伟大属于两件不相干的事情,这点下面还要谈到,实际上有很多很文明的社会造就了许多极端懦弱平庸的人。另一方面,人们也用社会福利水准来评价社会的进步和落后,福利水平高的社会被认为是进步的社会,反之则是落后的社会,当然这同社会的昌盛与否也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下面我来谈谈什么才同人类本身的伟大相干。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十分容易找到伟大的人,那些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天生就很伟大,这些人是真正的生而伟大。有人可能要指责我是在替等级制度和血统论招魂,但是只要一瞥往昔不平等的社会,我们很容易就得出结论,所有能体现人类伟大的事件都是在这些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做出来的。怎么不是呢?这些人以英勇无畏的气概在战场上拼杀,他们已在战场上获得的荣誉为天职,今天的人们上战场只是出于兵役制度的强迫罢了。所有最文雅的举动、最美妙的文学、最精美的艺术品,无不出自这些人或者这些人的附庸之手。当见到北魏古墓里出土的金银器时,你会无比感叹古人的伟大和艺术能力,无比感叹能工巧匠那收伟大的手。毫无疑问,今天的公民远远不如往昔的奴隶来的伟大。往昔不平等的社会里不论是贵族还是奴隶,都要比今天的公民更伟大。 我这样讲绝不是贬低现代人,但是只有等级制度才真正有利于文学和各种起他艺术类型的发展。那种社会里,喜好文雅的仅限于一部份人,这这部分人终日无所事事,这位他们深入研究文雅的东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如果今天你走进书店,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狗屁不通的句子、以超大的字体和超大的行距来填补篇幅的低能作品,以及和这些作品一样狗屁不通的所谓的“学者”、“专家”。现代的作家写书是为了从读者那里获得金钱,而过去的作家写作则是因为他们天生的伟大。我敢说属于那些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写出来的作品,不说100%,其中90%也是真正的精品,是花了大功夫琢磨出来的作品,一字一句都经过特别认真的推敲。而今天至少90%的作品都是快速写成的,只求出书越多赚钱越多罢了。 并且,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一样浮躁。今天的读者整天忙于上班下班家务等等一系列个人琐事,可以讲这些琐事把它们压的喘不过气来,因此他们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看书,也很少有时间沉思,如果他们看书,多半只是为了消遣,而且他们很希望快速的消遣,而不是把头钻在文字堆里细细品味作品本身的美。于是,为了满足现在读者的这种需要,日本人为我们开发了一种超级适合快速阅读的精神产品——漫画。以图像代替文字的确是个高明的发明,从人的生理结构来讲,图像印象更容易接受。况且现代人也几乎只能接受图像印象,毫无疑问,在这个时代,看电视的人要远远多于看书的人,喜好享乐的人要远远多过热爱沉思的人,书籍的出版量虽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但是质量却严重下降,甚至用赤裸裸的情欲描写来招揽读者。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能够出名,绝非是真的因为他配出名,只是由于他的庸俗特别适合于现代人的庸俗罢了,小沈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对这样的人物冠以过高评价,必然要损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往昔的时代却截然不同,一个人出名本身就是由于这个人的伟大,人们对这类人总是无比景仰,这类人本身也总是彬彬有礼的贵族气质。今天人们绝对不会用景仰的心态对对待名人,人们总是想知道名人私生活的污点,并以此为乐。 任何类型的艺术都是如此。往昔的工匠和任何类型的文艺工作者只为少数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伟大人物服务,而这些伟大人物的情趣非常高尚、鉴赏水平非常高,工匠想要吃这碗饭,只有不断的提高工艺水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北魏的墓葬里发现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今天人们虽然可能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但服装的材质到处都一样,由工厂用完全相同的方法进行大众化生产。今天所有的产品产量高得惊人,这很快就使一种产品的价格迅速下降,但产品本身却毫无值得称道的伟大之处。现代产品就像他们的价格一样低贱,伟大的艺术品只属于贵族社会。读到这里,读者应该不难明白,平等绝对不会等同于伟大,平等就等同于平庸,真正有利于人类伟大的只有等级社会。 我插一段话,今天真正伟大的人只有在商业方面才能体现出他的能力。在和平年代里,谁也不要想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本国的政治体制也很难让一个人在政治方面显出出他的才能;一个胸怀大志的文艺工作者也许可以做出很多贡献,但是他的老板却只允许他兜售公众喜爱的文艺产品,毫无以问,这样的文艺体制很难使文艺工作者变得伟大。 因此,一个有才干并且怀有雄心壮志的人只有去经商,只有这样他才能超越人类的一般水平,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但是当他辛辛苦苦的达到了他宏伟的目标以后,人们只不过把他当一个奸商看待罢了。但是,当经商的气氛笼罩整个社会的时候,人们就会特别讨厌他们的公共义务,因为那些事情浪费他们经商的宝贵时间,而对于商人来讲,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当产生这种厌恶公共义务的情绪以后,除了经上以外的所有的事情,特别是服兵役这种事情,就是超级受到社会的鄙视,以至于有人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毫无疑问,平等使人平庸,而平庸使社会腐朽,使社会无法长久的昌盛。我坚信平等对社会进步是特别有利的。当有一群人高踞在人民头上的时候,整个社会都为扰扰着少入那几个人转,社会生产就是为那几个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服务的,这种社会,自然很难使生产力有长足的进步。而且当不平等是社会的天然的信条的时候,连奴隶自己也不相信还会有社会福利这种事情,服从贵族是人民的天职。 但是平等为现代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造就了无数喜好享乐的人,但是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精神本身却一点也不伟大。而且,人民也很不伟大,极度平庸的人民是危险的,他们正在等待异族的入侵。 历史学的真理之一是,只有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才能获得自由,而只有自由才能获得幸福。任何被征服的民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必然要受到损害,而征服者的暴政将使商业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下去,这会导致整个民族的灭亡。过度宣传商业、平等、文化带来的好处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做法,这种宣传就等同于告诉人民,只要征服者保证让你们继续过以往的日子,你们就该心甘情愿的献出你们的自由,由征服者来维持秩序。 因此,一个文雅、富有、平等的社会,也往往是一个腐朽的社会,一个等待灭亡的社会。我绝不反对平等和商业活动,但我绝对反对过高估计平等、文化、商业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际上这种东西极有可能让人民灭亡。 以上可以算是对社会有无先进性的回答。社会谈不上先进性,因为文雅富有的社会通常很腐朽,崇尚伟大的社会通常又造就极其贫穷的人。对一个社会来讲,最糟糕的局面莫过于既有生活极端糜烂的富人,又有生活极端贫困的穷人,这样的社会用不了几天就会被它内部的革命冲垮。 现在回过头来切入正题,谈谈关于钱乃荣先生这篇文章本身的一些问题。我先前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平等和真正伟大之间的关系,这么做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在逻辑上先建立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我知道现代人根本懒得看上面的长篇大论,但是我必须严肃的指出平等的危害性,详细读过上面章节的读者一定明白,由平等所带来的危害性远远甚于任何其他社会病症所带来的危害,因此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地指出。我坦率地讲,平等所带来的危害很少发生,或者说平等是通过慢慢腐蚀人心的方式使人变得越来越像只(zhi3)知道吃喝拉撒睡的蠢猪的,但是当平等所带来的危害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毁灭,这样严重的危害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觉。 高雅和低俗有其天然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对于生活在平等时代的钱乃荣先生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往昔的标准,但今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由于钱乃荣不属于那个高雅的阶级,因此他就很难理解高雅这个词在现代的含义了。 在往昔时代,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的享乐就是高雅,人民的享乐很粗鄙。这是明白的事情,北魏贵族天天想用金银器,鄙陋的人民可能天天骂娘。但是这里要做区分,低俗和通俗是不同的。鄙陋的人民很明显远远不如他们的统治者来的高雅,但这并不是说人民都是低俗的。人民的言语活动通常比较直白,甚至直白的粗俗,但是直白和粗俗不能直接等同于低俗。所谓低俗,是因为说话者的思想下流,这种下流的思想粗鄙的人和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都可能出现,也许他们用来表达下流思想的词汇不同,但一样是很低俗的。 我需要指出钱乃荣先生的一个错误,他把低俗和通俗等同了起来。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陆峰在大声说节目里说“笑就是好的”,他以此谓小沈阳低俗的表演辩护,我绝对不接受他的这种论调。据我所知,很多下流无耻之徒聚在一起看黄色录像带的时候也是笑得乐不可支的,难道这就是好的? 往昔时代,高踞的人民头上的人很容易就为文艺定出很多规矩。这些人本身互相接近,容易互相模仿,而人民则必须服从他们,这就是高雅的最初起源。高雅天然很伟大,这和社会以及贵族阶级本身的伟大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贵族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的享乐,才使各种艺术变得十分高雅和伟大,孔子说,食不厌精么。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艺术却是很平庸的,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鉴赏往昔贵族社会创造的精美艺术品,而这些有钱人对穷人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贵族统治人民,而有钱人只不过偶尔雇佣一些人工罢了。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后果,虽然人人都想发财,但是大多数人的欣赏水平只能停留在小沈阳那种极度低俗的水平上面,他们看到男人学女人讲话、穿女人衣服就咯咯笑起来,这决不能说明我们的人民有什么伟大的,相反体现出人民的愚昧,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人民思想的肮脏。 我这么讲绝对不是贬低人民。坚信平等的人总是把人民和一些伟大的字眼联系到一起,但是不论古今中外,人民总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对象,我认为平等主义者(我这样称乎他们,是因为他们爱平等是甚于爱自由的,甚至可以在低俗和肮脏的思想里享受平等)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当社会愈加平等,人人都互相独立的时候,每一个个人也就更容易受到暴政的侵害,因为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团体和个人可以出来保护人民。而人民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他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推入火坑。这个时代虽然人们互相之间称对方为同胞,好像他们都是一个妈生的,可是他们的互助精神还不同往昔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密切,我们知道三元里抗英的主力就是地主领导的民团,而清军本身却是完全软弱无力的。 我前面已经说明了雅俗之分是有其绝对性的,并且说明了低俗和通俗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我承认在这个是时代里高雅的东西只属于极少数的有钱人,大多数情况下文艺界只有一些很通俗的甚至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对于没有时间来沉思的现在人来说他们也只能看这种东西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还有另外个的特点,这个特点可以补充说明“今日的俗”绝对不是“明日的雅”,今天如果一个演员大红大紫,明天他可能像份茅坑的石头一样臭。我承认我这个比喻非常粗俗,但是既然钱老师认为雅俗是相对的,我也就相对一把了。 我们应该了解这样一个事实,现代人根本没有时间好好沉思,也没有时间倾听别人谈话,对他们而言赚钱是最重的事情。而且,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极度松散,这个社会里到处都是不断搬家和不断跳槽的人,即便是亲友之间也很少联系,乡下人忙着进城打工,城里人忙着跳槽,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显然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把他们联系起来和组织起来。我前面讲过,之所以会产生雅俗之分,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贵族阶级的互相接近,终日无所事事的剥削阶级有大把的时间沉思、会友,并且以此为乐,他们互相攀比诗气文采,展现自己家里养的女乐的舞艺,这种气氛无疑极其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而且极其有利于形成贵族阶级共同认可的一些文艺方面的规矩,按照这些规矩作出来的精品就是高雅艺术。 因此,在这个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高雅艺术,除非极其罕见的艺术家得到了富人的资助,但是即便如此,想要超越前代的艺术精品也是很难的,任何艺术家都不可能同社会完全隔离,放弃享乐单独沉醉在贵族精神当中创作作品,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社会上俗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一群喜好享乐又不愿沉思的鉴赏人士面前,任何东西都不会变成高雅的东西,现代人只喜好快餐,看了就忘,然后继续去寻找新鲜的东西。只有惯于沉思的人才会不断给演员体意见,使演员进步。当代人进去场看戏只是为了快了,而且莫名其妙的就笑了起来。莎士比亚时代的贵族进戏院全都事先认真读剧本,看完戏后同演员作详细的交流。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少有人会为了这种事情“浪费”时间。如果今天的俗能变成明天的雅,我明天就从金茂大厦上面跳下去! 我再插一段话,为什么中国人看戏从来都不看剧本。中国戏剧从一开始就跟高踞在人民头上的人毫无关联。唐宋有权有势的人喜好看女人跳舞,他们从来不看戏,只有普通老百姓才去勾栏院里看戏,但是在家里保存完整元曲剧本的也只有明清的士大夫而已,除了《西厢记》等少数几出名剧以外,一般人民从来也不看剧本。而今天西方国家的戏剧观众99.999%以上进戏院也都是不看剧本的,而且看了以后不到2个礼拜,这些观众连剧情都忘的一竿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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